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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文化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:西山永定河的风土与民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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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文化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:西山永定河的风土与民俗

《北京文化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:西山永定河的风土与民俗

《北京文化(wénhuà)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 鞠熙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内山灵水秀、人杰地灵,有着非常丰富的(de)物质(wùzhì)(wùzhì)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,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。但在写作方式上,本书不囿于文化事项(shìxiàng)的边界(biānjiè),也不着重介绍某项具体遗产的来龙去脉,而是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,把长时间段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变迁放在它所处的山水环境中,着力勾勒大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精神思想史。既有山川自然之(zhī)(zhī)风土,亦有社会整体之民俗,简言之,是一次“风俗史”的写作尝试。 第一章“天下之中”讲地理。站(zhàn)在整个东亚大(dà)陆来看,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勾勒(gōulè)出地理板块(bǎnkuài)上第二级台阶与东部大平原的(de)交界线,东北(dōngběi)到(dào)西南一线基本与400毫米等降雨线和胡焕庸线重合,扆山带海,是海洋交汇(jiāohuì)大陆的通道。几种不同文明在这里汇通,这使得一个多民族的巨大中国必然会将这里视为“中”点。事实上,所有定都北京的政权,无论其主导者是女真、蒙古、汉人(hànrén)还是满旗,都从未放弃过(guò)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,这既是“大中国”得以成立的基础,也是西山脚下皇家园林的精神追求。从太行山下的小中国,到汇同夷夏的大中国,再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新中国,地理与自然所提供的框架,在西山永定河激荡出千古历史的高歌。 第二章“砺山带河”讲战争。地理格局造成了文明的(de)冲突(chōngtū)与交融,西山永定河正处于这一历史洪流的中心,自然(zìrán)也就承受了更多(duō)的激荡和碰撞,甚至是长期惨烈的战争冲突。战争不仅为北京造就了幽州骑射、山后八军等历史中的英名,也留下了从长城脚下到拒马河边大量的战场遗迹。与大房山南(shānnán)簏久为都城不同,自圣水(今大石河)往北,山高险峻(xiǎnjùn)、水旱时兴(shíxīng),地无敷土、石多水尽,屯兵戍守和战争移民所带来的大量人口是早期山区开发的主要动力。战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底色,这不仅体现在各种口头传统(chuántǒng)、民间文艺和生产生活方式中,也体现在性别关系(guānxì)、女性历史乃至当下节庆仪式之中。 第三章“大禹治水(shuǐ)”讲(jiǎng)水利。永定河是(shì)北京(běijīng)当之无愧的母亲河,也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浑河”“无定河”。北京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,降水季节分配高度不均,全年降水的80%分布在(zài)7、8两个月,这造成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干旱与(yǔ)水灾几乎长年不断。治河为王朝首工,抗旱亦生民常态(chángtài),遍布各处的龙王庙正是这种人-水关系的具象表达。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龙王爷以及千奇百怪的龙王故事,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与水的多样关系,以及为了(wèile)适应这种人-水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与集体精神。生于忧患(shēngyúyōuhuàn)、死于安乐,西山永定河地区不算那么优越的水文条件,在考验人类(rénlèi)意志与智慧的同时,也教会了人们团结、协作与勇气。 第四章“耕樵栗园”讲耕作。西山如皇居(rúhuángjū)之右胁延展而南,“磅礴数千里,林麓苍黝,溪涧镂错,其中物产甚饶,古称神皋隩区(qū)也(yě)”。千百年来普通民众在山河之间耕种蕃育,才创造出今日所见(suǒjiàn)的丰富物产与多样(duōyàng)景观。西山之中、永定河畔,我们最早能找到的农作物是粟黍,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,东胡林人很可能已经开始在清水河畔耕种粟黍,并由此形成一种半定居(dìngjū)的生活方式。至今西山永定河区域内(nèi)仍主要以粟、黍、高粱、玉米等旱作作物为主要种植对象,只(zhǐ)在海淀、胡良河上游、昌平白浮泉这些泉水丰盈、地热资源(dìrèzīyuán)丰富的地方有(yǒu)水稻种植。在更难开发的高山上,枣栗成为主要作物。而帝京繁华都会,也在近郊膏腴(gāoyú)之处催生出精巧的莳花弄蔬技艺。多样的耕作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产,也渲染出山河之中民俗文化的主色调。 第五章“白石乌金”讲(jiǎng)矿产。中国(zhōngguó)以(yǐ)农为本,但西山少有良田,反而是“五代同堂”的(de)地层构造,为居住于此的人民备好了地底的馈赠。北京很早就以美玉“燕石”而闻名(wénmíng),房山汉白玉历来是皇室宫殿的御用品。辽代以后,官办采石地集中在大石窝,围绕白石的生产运输所形成的小社会,直到(zhídào)21世纪初封山令后方戛然而止。另一种帝王御用的矿业(kuàngyè)制品是琉璃,至少从元代开始,琉璃渠村已有官办琉璃窑。这种原本来自西域的建材,在西山永定河海纳百川的气度(qìdù)中,最终被凝练成中国民族建筑的显著标志。与帝王气度的燕石、琉璃相比,煤炭则更贴近(tiējìn)于普通人生活的满面尘灰烟火色。 第六章“洞天福地”讲(jiǎng)灵气。西山之内有多处洞天福地,它们(tāmen)不仅历来被认为是灵气汇聚之所,也是帝王求雨、寻仙访道和采药炼丹(liàndān)的(de)(de)(de)仙境。燕齐地区是道教信仰的发源地,北京西山一带也位于(wèiyú)早期神仙信仰的核心区域内。尤其是大房山,很早就被视为神仙往来居住的避世(bìshì)仙境。一代又一代的隐者道士入山修行(xiūxíng),这并非只是文学想象,而是战火灾祸延绵纷扰的时代中人们常见的选择。那峰峦叠嶂(fēngluándiézhàng)的西山群山,和平时可能是阻绝交通的屏障,乱世中反而是避祸的桃花源。也许是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品格(pǐngé)使然,避世之人采药、讲学、著书、访仙,遨游于天地山川之间,却往往兼具心系天下众生的责任感。孔水洞内刻经雕像、白带山上石室藏经、遍访洞天为民祈雨,历代进山访道的人们,不仅为这片土地注入了超越性的文化品格,同时也借神仙之名,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自然与文化的宝贵(bǎoguì)遗产。 第七章“西方乐土(lètǔ)”讲宗教。西山多寺(duōsì),历来为文人所称道,其中又尤以(yóuyǐ)佛寺为最。汉末时佛教僧人(sēngrén)开始进入京西山区,他们中有些接管了(le)汉末世家(shìjiā)大族留下的(de)基业,有的则开始在山中勉力经营,到隋唐时期僧人已对当地社会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。佛寺结千人之社、聚千人之心,成为地方社会和皇权之间的中介,这在唐代幽州已见端倪,也为以后历代佛教发展绘制了背景。辽金时期,佛寺逐渐成为山区村落社会的中心。除此之外,来自草原的政权也借助佛教的世界性(shìjièxìng),构建起跨区域、跨民族、跨国界的庞大网络。 第八章“社邑香会”讲庙会。庙会在寺庙(sìmiào)中进行,但大多无关僧道,千百万普通民众才是主角。如果我们将发生在寺庙中的群体性、年度性节庆仪式都视为庙会的话,那么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各类庙会常常与社会组织规模有关,根据其层级关系可以(kěyǐ)分为(fēnwéi)三种:单村(dāncūn)之会(zhīhuì)、联村走会与众村朝山。而妙峰山,则是由(yóu)北京市民、商人、学者们层垒而成的金顶。 第九章“万千生灵”讲自然。北京既是多样文明交融发展(fāzhǎn)的(de)典范,也(yě)是全世界(quánshìjiè)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,万千生灵与千万人民一起,在山河大地上历经漫长岁月而生生不息。这种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状态,当然首先得益于山河互构所(suǒ)形成的多样性地理环境,但长期以来北京作为王朝国家的都城,中华文明以灵台囿沼和鱼藻之乐为(zhīlèwèi)最高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,也是造成生态平衡与环境友好的重要原因。 作为一以贯之的主旨,本书的写作立场可以用以下八个(bāgè)字来概括:山河永固,人民(rénmín)万岁。 (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(fùjiàoshòu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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